罗大鹏（资深经济评论人士）
曾经的学霸、复旦物理系少年班学生孙卫东在美国流浪街头的新闻，备受关注。他从巅峰直线下坠的人生轨迹，引发了人们对现行教育理念的反思，很多人从中得出情商比智商更重要、学习好不如社会适应能力强等结论。但笔者想从另一角度看这一个案，即青年人职业选择风险。
从目前可得的信息看，孙卫东人生滑落至如此境地，主要还是自身的原因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，孙卫东令人唏嘘的人生在我看来还是颇带着些时代特色。他从物理学博士到华尔街程序员，再到街头流浪汉的过程，前后之间多少也有着一些联系。
孙卫东当年选择物理学，应该不只是个人兴趣那么简单。17世纪牛顿建立经典物理学的时候，地球上的人大多数是文盲，能意识到牛顿三大定律正在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的，估计不超过一只手手指头那么多。20世纪上半期，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，物理学出现第二次革命，但这次革命与300年前很不同，它的意义被广大民众实时地、充分地认识到了，并且在社会上激发出了巨大的热情。
爱因斯坦的去世并没有完全结束这次物理学革命，在随后二三十年里，物理学出现了接二连三的重大突破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，包括数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人科学家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物理学是全世界的显学，天才物理学家们在人们心中就是离上帝最近的人，许多聪明的年轻人选择物理学作为自己的终生志业，有的人甚至豪情万丈，以青史留名为追求目标，美国的大学吸引这样的青年人最多。
然而科学发展并不遵循线性模式，而常常呈现电子脉冲式起伏。在爆发革命的阶段，可能几十年里一个辉煌接着一个辉煌，而一旦革命基本完成，它又会沉寂几十年上百年。最近30年大概算是物理学相对沉寂的阶段，tp钱包网络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发问：为什么最近30年物理学没有激动人心的突破？
这种情况产生了连环式的后果：社会对物理的热情下降、物理系学生减少、政府削减拔款、民间资助减少、教职和研究岗位减少。对和孙卫东大致同龄的人来说，他们的丰满理想开始遭遇骨感的现实。追求不朽早已成了昨日旧梦，谋个教职都难上加难，改行谋生成为当务之急。
2007年中国出版(601949)了一本名为《宽客人生——华尔街的数量金融大师》图书，讲述的就是一位名叫Emanuel Derman的南非青年豪情满怀前往美国学习理论物理学，后不得不改行进入华尔街从事量化建模工作，最终混得风生水起的故事。从献身于科学女神缪斯到献技于华尔街大鳄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像Emanuel Derman那样顺利。智商固然绰绰有余，但迥异于象牙塔的环境，成年后人生志向的被迫改变，对一些人来说就会成为人生的风险点。从媒体报道看，孙卫东中学时性格偏外向，且爱好运动，何以后来变成如此模样？如果不是被迫改行，他是否就不会遇到更复杂的社会环境，他的人生轨迹上是否不会出现陡然下滑的线段？这些假设不会有明确答案，但风险因素不可忽视。
职业转变不只是换一个工作，它很可能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。有些人早年确定的理想可能与自己个性是相匹配的，若因外力被迫改变，就存在适应的问题。在象牙塔里做科学家可能特别适合某些人，并且越是适合，走出象牙塔的风险就越大。电影《美丽心灵》中的纳什，如果没有象牙塔的庇护，有很大概率会和孙卫东一样流落街头，甚至更悲惨。
被李政道亲自选中，谢希德校长亲自送行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高光时刻，但如果一个人拥有上帝视角，此时即能看到其人生的风险隐患。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最好要有前瞻性，不能追“刚过去的风”，对“刮得正猛的风”也要谨慎。当然，这只是从个人得失、趋利避害的角度考虑问题，真正的科学是崇高的，它需要的恰恰是不计得失的热爱和献身，这点在评价问题时也是要注意到的。
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
